无性无爱41年,朱安到底拥有怎样死寂枯槁的人生?

喵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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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香蕉鱼

她等待自己的丈夫。

仿佛,战死疆场的将士之妻,等待亡魂归家。

等待,对她来说,是煎熬,更是笼罩于现实生活之上无边的黑暗。

她的一生,没有太多的悲欢离合,也没有无以计数的故事要讲,唯一可说的,就是她的丈夫,鲁迅。

鲁迅说,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份礼物,他要好好的保管她。

于是这件礼物在鲁迅母亲那里显得尤为珍贵,在鲁迅这里却成了多余的战利品。

因为多余,贯穿了她一辈子的那场婚恋,始终弥漫着孤独的气息,他不来,她便等他。

他来了,她便躲在他的影子里生活,烧饭、做菜、洗衣,件件事都是围绕着他,可他说走就走。

朱安的一生本就是不幸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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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安比鲁迅大了两三岁。

根据1948年北平新民报刊登的《朱安小传》上的记载:

夫人朱氏,绍兴世家子,生于胜光绪五年七月。

这就是说她的生辰应该是1879年。

她的家庭不算太富裕,但祖上是出过大富大贵之人的,到她这一辈家道中落了。

订婚后,尚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得知她是一个小脚女人,又没上过几年学,便写信催她放脚,也鼓励她上学堂,将自己改造成一个新女性。

娘家不许她这样做,他们觉得鲁迅此举实在违背祖宗传统。

在长辈的眼里,朱安无须更多的自我提升,她懂礼仪,守规矩,烧得一手好菜,针线活也很好,尽管目不识丁,却为人谨慎,寡淡无欲。

她的母亲、祖母的性格亦如此。

可以说,多年来的封建礼教的灌输,她已经抹去了作为个人的最后一抹亮点,成了一个标准的旧时代的儿媳妇,心中只有丈夫和夫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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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9年,朱安订婚了。

这是她多年来灰色生活中的亮色。

她要与鲁迅订婚了。

这时候的鲁迅还是那个年纪轻轻,一腔热血的青年周树人。

离他发表《狂人日记》,写下鲁迅这个笔名,还有20年的光景。

订婚的原因众说纷纭。

一种是鲁迅母亲主动提出,想要让朱安嫁与自己的儿子。

提亲之前,鲁迅的母亲就见过朱安,觉得甚是喜欢,主动托人说媒。

另一种是鲁迅的母亲也受了骗,谈不上喜欢朱安,只是婚已经定了,无法退婚。

还有一种说法,是《朱安小传》里提到的:朱安是父母的掌上明珠,所以选夫婿的时候眼光很高,标准也很苛刻。

选来选去,总是没有看得上眼的。

一拖再拖,就把朱安拖到了20岁的年纪,再嫁不出去就成老姑娘了。

后来正好遇到了鲁迅家有男子正好适龄,她便勉强答应下嫁了。

订婚时,鲁迅尚在外求学,他本不打算结婚,于是就推脱说还要在留学几年,于是婚期一延再延,到了1906年,朱安27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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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等了七年。

七年里,与夫君虽不得见,但通信还是有的。

然而她不识字,收到书信也只能由别人读给她听,写信就只能去街头找写字先生代笔。

尽管有各种书信往来的便利,她的知识网大概还是控制在了封建家庭手中,一星半点的新知识都流不到她那儿去。

鲁迅是知识分子,又是个行动上,思想上的急先锋。

他写信给她,让她努力提高自己的学识,扩大自己的思想范围,或许有一天,两人的思想水平能达到同一高度。

可是,这对封建意识强烈的朱安与朱安的家庭来说,全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
把女儿从小家碧玉的小姐培养成了贤妻良母,他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,何苦还添那些麻烦。

家里的反对,朱安自己也觉得不妥,她没有反抗精神,自然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

在家,顺着家里人的意生活,结了婚,顺着丈夫的意思生活。

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,第一次见到朱安,见她没有半分改变,大失所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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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6年7月6日,朱安与鲁迅举行婚礼。

这婚礼上有个细节尤其为人称道。

鲁迅刚到日本不久,就剪去了辫子,穿起了西洋风格的衣服,可回家后却突然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一场非常传统的婚礼。

家里人忙给他戴上帽子,帽子后面镶着一条假辫子,这本就是委屈了,鲁迅还得穿上传统的礼服。

一切穿戴好之后,他叹了口气,只好祈求在新娘这儿能够得到一些安慰。

可是,新娘刚来到他面前,绣花鞋就掉了,露出一双难看的小脚。

原来是朱家的人,知道鲁迅不喜欢小脚,故意把鞋穿大了,在里头舔了许多棉花。

鞋子连带着棉花一起滚落了下去,一双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。

鲁迅定睛一看,七年了,他一直让她放脚,如今却一点起色都没有。

不仅如此,新娘脸色铁青,似乎吓得不轻。

后来才知道,她一直在为绣花鞋掉落的事情担忧,觉得这是凶兆。

这次新娘与婆婆想到一块儿去了。

鲁老太太也觉得绣花鞋落地是不祥之兆,便催着两人快快进了屋子,平平安安地拜了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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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礼当晚,什么都没发生。两人像陌生人一样,鲁迅在自己房间里哭了半宿渐渐睡去。

而朱安大概哭得更伤心吧,只是无人知晓了。

婚后的第三天,鲁迅再次出发,去日本。

大先生走了,朱安开始了漫长的独身生活。

她总是一个人在宅子里晃荡,当好媳妇,做好吃的给家里人,一天到晚守着两个真正的寡妇过日子。

她盼着他回来,一直盼,白天里盼,夜里也盼。

尽管盼得她心都痛了,却没有采取任何的主动,也没有向家里提出要去找鲁迅的想法。

她是个守旧的女人,在她思想意识里,儿媳是不能离开家的。

她的脑筋转不了弯,只是死死的等。

他回来看一眼,她便对他好一点,要是不会来了,就盼着日子能过的快一点。

三年时间里,朱安一直安分守己地陪伴在鲁老太太身边。

鲁迅说,“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,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,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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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他依旧如此。

他尝试与朱安交流,都以失败告终。

一是无法交流。

二是他本能地厌恶她身上的自以为是。

母亲发现儿子与儿媳既不吵嘴,也不打架,平时不多说话,但没有感情,两人各归各,不像夫妻。

她问鲁迅,朱安到底那里不好?你这样嫌弃她。

鲁迅说,与她谈不到一块去。

母亲再问,如何谈不来?

鲁迅说,有一次我告诉她,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,她说,是的,是的,她也吃过。

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,全中国也没有,她怎么能吃得到?

她的每一个小错误,放在鲁迅那里,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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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9年,朱安终于得偿所愿与鲁迅住到了一起。

鲁迅卖掉了在绍兴的老房子,举家迁居北京,住在八道湾。

后来因为与弟弟周作人不和,又迁到了四三条胡同。

亲兄弟不合有诸多猜测,不过如今也都是时过境迁了。

只是从八道湾搬出来的时候,鲁迅把朱安带在了身边。

他询问过朱安的意见,想留下的话就留下,如果想回绍兴便托人送她回去。

她自然是不想回去的。

她留在鲁迅身边,正好可以照顾他衣食起居。

搬到四三条胡同之后,朱安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。

她会烧菜做饭,照顾鲁老太太时,就挑一些软的易消化的东西煮,口味也不错。

而对于鲁迅,她才真正拼尽全力花足了心思。

鲁迅平时不与她说话,她只好从他的剩菜里去观察,判断出他到底喜欢吃什么。

每当客人到来,她便乐于做女主人该做的事,端茶送水,来去无踪。

她想讨好鲁迅,却从未提出过的自己的要求,只想靠默默的付出来感动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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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的等待没有打动他,如今的陪伴也不可能打动他。

朱安反抗过鲁迅的冷漠。

不是江冬秀式的大吵大闹,也不是黄逸梵般气势汹汹的离家出走。

她的反抗是小女人式的抱怨,指责,记恨。

她诉苦:“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,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说话,怎么会生儿子呢?”

她说,“我活是周家的人,死是周家的鬼,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。”

一语成谶,她的余生都消耗在体贴婆婆上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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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5年,鲁迅遇到了许广平。两人要去上海居住。

鲁迅走后,四三条胡同的邻居俞芳问朱安,今后如何打算?

她说:我好比一只蜗牛,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,爬的虽慢,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,可是我现在没办法了,我没力气爬了,我待他再好也没用。

她是绝望的。

多少女学生在宅院里,欢声笑语,进进出出。

她见到她们,整个人自卑到了尘埃里。

可她这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鲁迅会与其中一人一起离去。

她的希望破灭了,这一辈子最后的希望没了,梦碎了。

蜗牛虽然爬得慢,但总有一天会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。

可是她连机会都没了。

抱着希望生存的人,必须是强大的,弱小如她这般,最终得到的,只能是绝望。

那时张恨水的小说也畅销,鲁迅的母亲很喜欢读。

每每一出了新的作品,鲁迅便要成批的买了寄回去,给母亲解馋。

可想而知,鲁迅家里识字的也不少,大多都是进步人士,满腹经纶。

朱安嫁进来之后,无论是才貌与学识上与整个家庭都是有差距的。

而她却一生目不识丁,今后数十年也没有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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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竟是不敢反抗封建意识,还是自恃清高抵死不愿从供着她的那座神坛走下来?

又或者,做事,做一件错一件,让她胆怯到不敢尝试任何新鲜事物?

大先生离开,每月给她与母亲汇钱,供她生活。

即使自己的生活不太顺意,也还是不断地往北京寄钱。

大先生去世后,许广平也一直寄钱给朱安。

直至朱安去世,经济上没有被亏待过。

1943年,鲁迅的母亲去世,死前她嘱咐周作人把自己的那份钱给朱安,让她平安度过余生。

哪知后来通货膨胀,物价飞涨,不具备谋生能力的朱安,过得非常困难。

周作人、许广平和鲁迅好友多方汇钱,接济,她还是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

她经常是一碟虾油小黄瓜,碟子旁边放着腌制过的辣椒,有时候是一碟腌白菜,一小碟霉豆腐。

这些就是她配着硬邦邦的窝窝头吃的。

鸡鸭鱼肉是从来不见的。

这些小菜,根本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营养需求。

穷困潦倒时,她突然想到家里还有鲁迅生前的大量藏书。

周作人建议她可以出售鲁迅的藏书,她思忖半晌,答应了。

此前她已经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了,再没有可变卖的东西了。

得知她要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,整个文化界都焦急,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记者也赶到她家里来,劝她保存藏书,不要任性。

她对记者吼道,“你们总说鲁迅遗物,要保存,要保存!我也是鲁迅的遗物,你们也得保存我啊!”

花了一生换来了这句呐喊,听来着实让人痛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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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广平给她说了周海樱的情况,告诉她海樱已经病愈了,才转移了她的注意力。

朱安说,“大先生就这块肉了,为什么不将海婴带到北平,让我看看。”

她觉得,自己膝下无子,海樱是先生的孩子,以后可以为她养老送终。

又一次,老派思想占了上风。

但这一次,新的东西似乎注入了她心田。

她意识到藏书的价值,也认清了自己的价值。

她年轻时,是被人保存下来的掌上明珠,后来又成了丈夫不愿与之共处一室的遗物,如今她还又将辗转到何人手上去呢?

1947年6月29日,朱安去世,享年69岁。

生前她曾找人代笔,给许广平写信,表明自己想要与鲁迅先生合葬。

后来,她还是独自葬在了西直门的保福寺处。

她始终没有回到鲁迅身边,只是葬在她伺候了一辈子的鲁老太太身边。

鲁迅去世后,她在北京的宅子里设立灵堂,一身孝服,为鲁迅守灵。

她去世的时,身边空无一人。无人为她守灵,无人为她张罗身后事。

孤独至此,她恐怕是民国第一人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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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把她的婚姻形容成守活寡

还有人把她的这种牺牲比作文学创作上的苦口良药,说,正是她的极端封建和落后,让鲁迅体会到了封建礼教对人的压迫,创作出了旷世名篇。

这样的说话,我总觉得不对。

若真是如此,每个女人的无条件付出与牺牲,都可以被美化为是男人成长路上的助力了?

朱安牺牲了,她就是牺牲了。

六十九年的人生,是她命中注定的牢狱之灾。

或许封建礼教困住了她的思想,或许三从四德让她变得愚昧,让她从此成了千千万万面孔中最典型的旧时代妇女,读完她的故事后,如果觉得她只是一个被思想意识碾压的提线木偶,未免太苛刻了。

人人都崇尚新潮与文明,难道人们所崇尚的新潮思想中,就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先进到真正的海纳百川,包容和理解她的不得已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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